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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交易便捷是“制勝之匙” 重在建設結算生態體系

2020年10月20日  05:00  21世紀經濟報道  邊萬莉,胡天嬌 

多國機構或參與者在進行跨國交易時如何制定并遵循包括支付途徑、流程及監管方式等在內的同一套規則,是上述種種便利實現必須要解決的一大難題。

隨著深圳羅湖區1000萬數字人民幣紅包的發放,數字貨幣應用落地開啟了新的篇章。

在這場由深圳市人民政府聯合央行開展的“禮享羅湖數字人民幣紅包”活動中,數字人民幣首次面向公眾測試,使用范圍主要是商場超市、生活服務、日用零售、餐飲消費等零售場景。

但實際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聲音開始探討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領域的應用。全球央行也正在積極編織國內數字貨幣的大網,而跨境支付也是其探索的應用方向之一。

便捷是最大優勢

數字人民幣應用在跨境支付領域的構想,可以追溯到今年8月。彼時,河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發布的《中國(雄安新區)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建設實施方案的通知》提出,鼓勵跨境電子商務活動中使用人民幣計價結算,探索數字貨幣跨境支付。

如果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場景落地,其在交易速度、交易規模、流動性方面都將大大優于傳統貨幣。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認為,“目前跨境支付的問題主要是到賬周期長、速度慢、費用高、手續多、效率低,而數字人民幣最大的優勢就是便捷、高效、時效性高、成本低,因此能夠克服傳統跨境支付方式存在的缺陷。”

一般來說,傳統跨國人民幣交易大致共有五個步驟,依次為:試點企業及其境外交易對手簽署業務協議,約定以人民幣計價和結算;銀行審核客戶提交的付款申請材料扣劃客戶人民幣資金后,將匯款指令發送至大額支付系統;銀行通過港澳清算行在中國人民銀行開立的賬戶進行人民幣資金的跨境清算;港澳清算行收到匯款指令后指示境外參加銀行貸記收款人賬戶;最后,銀行根據有關規定辦理國際收支統計申報,并通過人民幣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統報送相關信息。

而數字人民幣有望改變傳統跨境支付的多層收支流程,交易速度更迅捷。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博士后郝毅說,“目前數字人民幣在國內雖然沒有采用區塊鏈技術,但其實也是基于區塊鏈。在跨國交易方面至今還在設想階段,但大概率會采用區塊鏈技術。在區塊鏈中,所有單位的行動都是基于同一個原則。比如,現有的從A到B的匯款方式中間可能會有10個機構,匯款手續表現為一個機構一個機構地走,但在區塊鏈的技術下一旦發起匯款請求,鏈條上的10個機構能夠同時看到并同時確認,這就大大加快了交易速度。”

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目前應用在零售端的數字人民幣主要采用中心化的技術,但這并不意味著數字人民幣沒有采用去中心化的區塊鏈技術的可能性。

神州信息相關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區塊鏈的應用空間還在探索中,可能在于不同機構間交易的存證、對賬和清算,也可能結合其他應用場景的業務創新。例如DCEP的跨境貿易、跨境支付、信用證等。

一名參與過數字人民幣研究的人員對記者表示:“早在2018年,螞蟻金服和菲律賓私人數字貨幣Gcash展開了相關研究。所得結論是,從技術、場景層面來說,基于區塊鏈的跨境匯款是可以行得通的,且支付結算效率大幅提升,跨境匯款完成時間縮短至秒級。”

同時,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流程中會大量節省流動性。郝毅說,“調查數據顯示,現行基于SWIFT的跨境支付系統里流動性的占用為最大的成本。區塊鏈技術提高了跨境支付體系的效率,跨境支付時間越短,對資金流動性占用就會越少,金融機構進行跨境支付的成本越低。”

另一方面,在交易規模上,數字人民幣更有利于大筆資金的跨境流動。

傳統跨境交易體系下對資金規模有限額要求,批準一項交易有時長達數天。郝毅認為,數字人民幣的便捷將使跨國和國際企業交易更順滑,若將數字人民幣交易應用在一帶一路等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上,有助于擴大多邊參與者的交易規模,轉而進一步帶動數字人民幣交易,促進區域經濟合作,形成良性循環。

盤和林認為,當數字人民幣作為價值尺度被廣泛使用,毫無疑問將會促進區域的跨境交易,區域間的合作將會更便捷高效,也反過來會推動數字人民幣的國際化。

數字人民幣加速人民幣國際化,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對此,中國(上海)自貿區研究院、浦東改革與發展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劉斌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一是通過貿易渠道,比如中國與東盟國家,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往來,推動數字人民幣的應用;二是目前全國眾多自貿區都在跨境金融方面開展探索,未來有可能會通過自貿區(港)平臺推動數字人民幣的國際化;三是通過中國游客境外消費,促進數字人民幣的境外使用和流通。同時還要通過相應制度安排和協調推動數字人民幣的回流,進入國內金融市場。

建設跨境支付結算生態體系

多國機構或參與者在進行跨國交易時如何制定并遵循包括支付途徑、流程及監管方式等在內的同一套規則,是上述種種便利實現必須要解決的一大難題。

此前,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在向國外推廣時,被一些國家(如尼泊爾、越南、緬甸)禁用,直至拿到當地支付牌照才解禁。原因在于雖然交易服務發生在國外,但實際的支付交易清算環節都是在國內,所在國并沒有得到外匯收入。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主任、研究員劉玉書表示,數字人民幣在國外的使用首先要看人民幣本身的國際化程度。“例如人民幣是否能夠在越來越多的國家流通,國際貿易中是否采用人民幣交易計算的比例越來越高,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在國際上是否越來越受歡迎等等。”

在劉玉書看來,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方面的挑戰是多方面的,其中政策上的障礙較為突出。因為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場景應用將會面臨各國外匯管理制度方面的限制,涉及到與不同國家的外匯機制協調問題。

此外,數字人民幣的定位是M0,更偏向于小額交易。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的大額結算是否采用數字人民幣還有諸多不確定性。同時我國金融體系并未完全開放,數字人民幣的跨境支付上在政策方面會面臨更密集的監管也是難免的。

郝毅也持有相似的觀點,“監管效率和監管效果是跨境支付上的一個重要權衡。首先跨境支付的最大障礙就是美國,因為它要確保其程序管轄,要確保SWIFT系統地位穩定,而數字人民幣是對SWIFT系統最大的沖擊。第二個則是如何監管洗錢等黑色行為,如何促使各國包括通過特定合約去監管和解決,這也需要政策的考量。”

有觀點認為,數字貨幣應用到跨境貿易的最大難點不在于技術本身,而在于國際社會對于人民幣的認可程度及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生態體系的建設。

劉斌指出,一方面,跨境人民幣的回流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海外積累的數字人民幣如何進入國內金融市場,如何開發相應的金融產品等等都需要完善推進。另一方面,數字人民幣的跨境使用,也需要國際間的協調,需要多國央行間就數字貨幣的兌換、互操作等制度安全和技術標準達成一致。

關于在技術方面需要考慮的問題,“目前國內的數字人民幣并非基于分布式賬本技術,很多國家的央行數字貨幣是基于分布式賬本技術的,比如瑞典央行是基于R3的Corda平臺,新加坡也是基于分布式賬本技術的批發型數字貨幣,未來要與其他國家的法定數字貨幣形成互操作,如何在技術上加以考慮,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劉斌如是說。

劉玉書認為,數字人民幣未來作為中國的法定貨幣,其國際化也會充分尊重其他國家的相關制度,建立與其他國家雙贏和多贏的跨境流通機制,會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其他國家共同完善相關的使用規則。由于數字人民幣使用的精準性,對于損害任何一方利益的交易模式在理論上都能得到及時、有效的預止。因此,隨著我國國力的不斷增強、國際信用的不斷夯實,數字人民幣的國際流通將會更受其他國家歡迎,甚至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成為最重要的國際流通貨幣之一。

全球數字貨幣競合火熱

在數字貨幣浪潮下,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正積極展開官方數字貨幣的研發、測試與落地。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調查,80%的中央銀行已進入數字貨幣研發,其中過半已進入研究實驗與試行階段。

法國興業銀行內部初創公司Forge9月中旬宣布,將與法國興業銀行基于Tezos區塊鏈平臺進行數字歐元測試;瑞典央行目前正與埃森哲進行基于分布式賬本技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DLT)上內部克朗數字(e-krona)測試,預計內測時間為2020年2月20日至2021年2月。

不過,目前各個政府關注點大多集中在本國或區域內部,未太多著眼于國際合作。

劉玉書認為,從長遠看,未來在數字貨幣領域,各國將會呈現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的趨勢。隨著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智能手機、移動互聯網的廣泛普及,貨幣的數字化競爭具有必然的趨勢,這也是各國競相研發央行數字貨幣的重要原因。

在未來各國經濟往來過程中,開展不同主權數字貨幣之間的合作也會是必然的選擇。此外,最近幾年私人數字貨幣發展迅速,例如Facebook力推的天平幣等,包括美元在內的大部分國家主權貨幣所面臨的相關挑戰將會與日俱增,這也會促使各國在開展數字貨幣競爭的同時,廣泛開展主權數字貨幣之間的合作,以共同化解私人貨幣帶來的挑戰和風險。因此,未來各國在數字貨幣領域,將會呈現競爭與合作動態博弈相互促進的局面。

2020年10月9日,國際清算銀行(BIS)與七國中央銀行發表了《中央銀行數字貨幣:基本準則與核心特征》報告,以促進數字貨幣發展與推進跨國支付。報告指出,數字貨幣將成為中央銀行實現其公共政策目標的重要工具。

劉玉書表示,目前全球央行在數字貨幣合作方面有兩大問題:一方面,央行數字貨幣運行機制各國意見不一。各國央行對是否使用區塊鏈技術、主要的應用場景、錢包使用規則、轉賬和存儲的額度、記賬模式的選擇(基于賬戶還是基于通證記賬)等,目前都處于各自探索的階段。

另一方面,綜合目前全球公布的央行數字貨幣方案看,貨幣主權是各國數字貨幣設計考慮的首要問題,這使得各國對于數字貨幣國際合作都顯得非常謹慎。

關于貨幣主權問題,劉玉書進一步指出:“一是各國在央行數字貨幣支付的跨境交易以及相關清算體系建設方面還未達成較為統一的認識;二是數字貨幣發行與印刷紙鈔有著本質的不同。紙鈔時代,哪怕一個國家的印鈔機是從國外進口的,也能夠做到相對的自主可控。但數字貨幣時代不同,目前全球只有少部分國家有足夠的金融科技實力能夠獨立自主地支撐本國主權數字貨幣體系的運行。而大部分國家如果要選擇發行主權數字貨幣,就需要進口其他國家的金融科技支撐體系,這背后不僅僅是硬件的依賴,更多的是復雜貨幣算法體系的植入,存在失去貨幣主權的巨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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